湖南籍南下干部伍陵——在晋绥边区文化工作的开拓创建、系统组织、政治引领中勇当先锋
余小武/口述 吉春玲/文
我的父亲本名余肃臣,汉族,湖南常德人,生于1918年。自参加革命后,父亲改名伍陵,曾用笔名白冷、萧炎、艾冰、蒋珍化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,父亲在晋绥革命根据地战斗并工作近十年,转战南北,历尽艰辛,出生入死,勤奋工作,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、党的宣传文化事业、老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,值得我们后人称道和纪念。
1938年,父亲因送表姐丁玲的一双儿女到延安,之后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39年“十二月事变”后,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,父亲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从事编辑工作。
1940年,父亲随军队到晋西北,后调到地方,先在山西兴县的晋绥文联(晋西北文联)筹备戏剧家协会,任筹备部主任兼文联理事。同年5月,父亲以八路军一二〇师军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,直接参与晋西文联组织建设工作,并成为文联核心成员之一。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文化工作提出各类迫切要求,父亲与其他同志勇挑重担,从培训专业文艺工作者入手,于当年冬天创办了青年干部学校文化队,作为晋绥边区文化工作的开拓者、组织者和领导者,为晋绥边区文化的繁荣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1941年春天,父亲带人创建抗战学院文化队,青年干部学校和抗战学院两个文化队学员共七八十人,其中参加革命不久的小学生居多,文化水平低,年龄小。在父亲与其他同志的培养教育下,仅一年多时间,这些学员已学到一定的文学、戏剧、音乐基础知识,提升了阅读能力和政治思想觉悟,可上演话剧、秧歌剧、现代晋剧、眉户剧、歌咏、舞蹈、皮影戏等二三十个剧目,极大地丰富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文化生活,同时还对刚成立的二分区、三分区和兴县的剧团起到很大的传帮带工作,使边区各地的革命文艺演出团体创建迈出可喜的第一步。
展开剩余80%1943年,文联为加强三分区湫水剧社的领导工作,提高剧社人员专业水平,派父亲带领大众剧社几名艺术骨干到湫水剧社工作,并任命父亲为湫水剧社社长,该剧社当时位于山西临县。在父亲的领导下,湫水剧社的整体演艺水平在短期内取得长足进步,演出在农村和部队很受欢迎。当时,二分区的大众剧社也在湫水剧社的传帮带下迅速成长起来,活跃在保德、河曲、偏关等地,演出节目成为工农兵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父亲为开拓晋绥边区的文化艺术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1944年初,父亲担任晋绥七月剧社二队队长,该演出队由晋绥鲁艺分院和大众剧社的部分同志组成,其中包括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、乐队、舞美等各种优秀人才。建队之初,无现成剧目可演,为解决这一问题,父亲带领大家学习民间艺术,兼学外国艺术,探索民族新歌剧,编排上演了反映时代特点的剧目。在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一年多的时间里,由父亲亲自组织、导演排练的大中小优秀剧目达20余个,如歌剧《三女婿过年》、《办喜事》、眉户剧《王德锁减租》、《温家庄》和《龙凤配》,秧歌剧《交城山》、道情《大家办合作》、《刘二起家》,评剧《上天堂》等。
其中《王德锁减租》荣获晋绥边区“抗战七周年”文艺甲等奖,《大家办合作》获丙等奖。这些剧目走遍晋绥边区的大小村镇,演出多达200余场次,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斗志。通过这些剧目的创作排演,七月剧社在探索民族新歌剧的路上收获颇丰,受到广大工农兵欢迎。
父亲带领七月剧社二队编排的这些节目质量好,反响大,对根据地的抗敌斗争、减租、大生产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前提下,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“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”的号召,开展大生产运动,必须边学习、边劳动、边创作、边演出。在完成艺术创作、演出的同时,父亲还与大家一起完成了年底猪肉蔬菜完全自给,粮食和经费部分自给的任务,改善了全队生活,渡过了抗日战争的经济坚冰期。战争环境中,父亲机智、果敢、沉着、镇定,深入敌后,不怕牺牲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父亲和亚马同志数次化妆成教员或商人,深入敌占区,发动青少年学生和优秀民间艺人去根据地参加革命文艺工作,团结教育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,为根据地输送人才,先后动员数十名男女青少年和著名老艺人到七月剧社工作。
1944年冬天,七月剧社到山西偏关县游击区进行军民慰问演出,偏关县距根据地后方四百余里,战事频繁。临行前,贺龙同志叮嘱塞北军分区司令员姚喆同志:“七月剧社去演戏可以,但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,不能给我少了一个演员”。剧社到当地刚开演,敌人来势凶猛,塞北军分区警戒部队紧急战斗,保证七月剧社连演了日夜两场戏。此时,七月剧社回撤道路被切断,三面日寇,一面天堑黄河,河对面是国民党统治区,剧社只能在偏关打游击。父亲带领大家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,在一次遭遇战中,一口气翻了七座山,才成功甩掉敌人。
为减少损失,父亲把刚入伍的十多个小孩分别隐藏老百姓家中,他带领十几位男女演职人员组成的小分队与敌人迂回,同时要时刻关照那些老乡家中的孩子们。那时,父亲已患重感冒,高烧,只能跟小分队其他同志进煤矿坑道隐蔽,靠矿工送的两筐海红果熬了三天。日寇的“扫荡”以失败告终,父亲痊愈,全队人员和物资安然无恙,演出队成功返回边区后方。
1945年,晋绥日报人员合影,伍陵(中)
1946年,父亲调任文联当秘书长,并参加土改工作。
1948年,父亲任西北艺校秘书长并兼教学工作期间,在即将进军西北、西南之际,写下一首使晋绥南下老同志难忘的歌词:“走向青海,转战四川,矿苗藏深山,鸟语花香沃野植稻田,天府之国有四川,峨眉剑阁三峡险,风景赛江南。那儿人民四千八百万,魔掌之下受饥寒,同志们,挺起胸膛勇往直前,全歼敌人,直捣四川,为解放大西南而战!”歌词深刻体现了父亲愿为解放西南人民而献身的革命豪情。以后杨路由同志为歌词作曲,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西南时,将此歌从山西临汾唱到解放成都,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战斗豪情。在晋绥革命根据地战斗、创作、演出的同时,父亲在《晋绥日报》上发表了很多文章,为开拓发展边区的文化、新闻事业添砖加瓦。
1949年底,父亲随军队南下四川,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副刊组长、编辑部主任、编委等职。四川解放后,父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。他在重庆与其他同志合作在中共西南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上,开辟了“思想与生活”专栏,用笔名发表杂文100余篇,后由西南和重庆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,父亲还在重庆大学中文系和西南艺术学院任兼职副教授、教授等,讲授《新文学概论》、《名著选读》等课程。
1954年,父亲调任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《四川日报》第一副总编辑,在主持《四川日报》工作期间,父亲最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融会贯穿在报纸的宣传报道中,使报纸内容既方向明确又生动活泼,敬业、勤奋、富于激情、热爱生活是父亲一贯的办报作风。另外,他本人也勤于写作,笔耕不辍,写过大量的社论、杂文、新闻等作品。1964年,调离《四川日报》。1965年,调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。
1976年,父亲调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。担任四川省文化艺术领导工作期间,父亲提出并亲自主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“巴蜀歌舞”的创作演出,在编排、演出等方面精心组织,大胆改革。节目演出后,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,赢得广泛好评。父亲的这一工作成绩,俱备开拓性的深远意义,载入四川省文艺史册。在此期间,父亲还以深厚的文化修养、卓越的艺术才干,发掘川剧艺术的丰富内涵,组织人员整理、编印川剧剧目,发扬川剧的浓郁地方特色,恢复川剧优秀传统剧目的演出,振兴川剧。
1983年,父亲经组织批准离开领导岗位。1985年和1988年,先后创办全省第一家老年报刊《晚霞报》和《晚霞》杂志,担任总编辑和主编,为党的新闻事业、老龄事业发挥余热。由于他对新闻事业贡献卓越,于1989年被《中国新闻年鉴》列为“中国新闻界名人”。1993年,父亲被推选为四川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。1994年,改任《晚霞报》名誉社长和顾问。1995年2月27日,因病医治无效,于成都去世。
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,父亲还曾兼任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社长,四川省文联副主席、省剧协副主席、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顾问、省新闻学会顾问等职务。
来源:综合《南下四川》公众号 、《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》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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